古巴：
为了帮助古巴克服经济困难，1960年底中古两国签订协定，规定中国向古巴提供无息贷款6000万美元，用于帮助古巴建设24个工农业项目，还规定了为古巴培训200名技术人员的任务。1960年11月，周恩来接见访华的格瓦拉时强调：“在古巴最困难的时候，中国提供力所能及的经济支持是尽了一点应尽的国际义务。”
在1959-1965年期间，两国共签订两个五年期的和多个年度贸易协定，中国对古巴的经济支援体现在提供优惠贸易、无息贷款和无偿物资援助等方面。其中无息贷款的一部分由中方对古贸易盈余转化而来，这是当时为缓解古巴对华贸易逆差压力而采取的一种灵活做法。到1965年，由中方贸易盈余转为对古巴的长期无息贷款额高达4000万美元。考虑到古巴的还款能力，周恩来1963年对来访的古巴政府经济代表团说：“贷款只是个形式，到时不还或再推迟还都可以，如果到时有困难还可延期还。”
1963年古巴受到特大飓风侵袭，中国政府从全国各地调集了总价值约为4790万元人民币的食品、药品、衣服布匹、文教用品等救援物资，迅速运往古巴。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得知中国有一船出口大米正在公海运输途中时，立即决定命令这艘商船改变航线直驶古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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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从1962年至1972年，中国一直以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购买古巴的食糖，根据两国在1960年7月签订的贸易协议，中国将在今后5年从古巴购买50万吨原糖，当时国际市场的糖价仅为每公斤0.025 美元，而中国则以每公斤 0.06美元的价格从古巴购买原糖，中方为此共多付了2.85亿美元。
但从6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中古关系也逐渐转冷。两国之间的政治往来处于停顿状态，贸易摩擦也逐渐增多。
匈牙利：
1952年，匈牙利发生灾荒，人民的基本生活受到威胁，食不果腹。新中国就此情况立即支援其粮食5万吨，保障其生存问题。之后在1956年3月，针对资本主义国家连续对匈牙利进行追债问题，新中国通过援助物资等方式缓解其困境。匈工农革命政府成立后，为促进其建设，新中国遵循援助原则，不干涉匈政府的内政，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从匈方角度出发无偿援助匈政府物资及资金等。
也门：
1956年中也建交，1957年12月，新中国援助也门修筑了从萨那到荷台达的公路。与此同时对也门进行资金、优惠贷款援助并提供成套的工业设备及机器，派遣技术专家和熟练工人指导项目进行。1959年2月，也门出现旱灾，为援助其渡过难关，新中国无偿援助一万吨小麦。在军事援助上，针对英国对也门的侵略问题，新中国通过向别国贷款方式为其提供军事援助，对抗英国实现独立。
非洲诸国：
作为除社会主义阵营之外接受中国援助最多的地区，非洲仅在1956年到1979年间就接纳了总额约62.8亿到72.5亿人民币的援助。中国不仅在非洲援建了坦赞铁路这一规模最大的单项成套项目，而且在工业、农业、教育、军事等援助领域也投入了大量资源，中国如此大规模援非，乃至达到“穷国支援富国”的地步。
大体从1963年9月开始，毛泽东就改变了1962年初刘邓主政下为克服经济困难而削减对外援助的做法，在他的授意下，王稼祥的“三和一少”在党内遭到全面批判，中国对非洲的援助从“量力而行”，开始走向不计成本。
1970年之后，由于中美关系的缓和，促使部分非洲国家不再顾虑美国而选择与中国建交或复交，在1970年10月以后的两年内，中国与15个非洲国家建立或恢复了外交关系。而为了消除台湾在非洲的影响，大陆开始考虑顶替台湾在非洲的援助项目，典例案例就是大陆在1971年开始实施的意在顶替台湾在非农耕队的农技援助项目。[14]同时由于当时苏联减少了在非洲的投入，这使得中国政府认为这是在非洲扩大影响力的绝佳时机。
1970-1972年是中国对外援助飞速增长的时期，这一时期新签订的援助金额已经超过了此前20年的六成。其中非洲更是成为了援助增长最快的地区。周恩来在1970年时把对非援助提到仅次于印支的“第二位”。1972年中国新增的12个受援国有一半来自非洲。在援助条件上，中国给予非洲国家与越南、阿尔巴尼亚等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同等的优惠。周恩来在1972年决定，对非贷款一律无息且可以无条件延期偿还，这实际上就等于将之前大量的贷款改为无偿援助。[15]
1973年，中国共向38个国家提供了303个成套项目，这一年中国的援助名单中增加了8个国家，其中5个属于非洲。美国中央情报局评估中国当年援非总额为3.45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8亿元，远超当时苏联的900万美元。
到1973年底，中国援非成套项目上升到整个对非社会主义国家援助的首位。对非援助在1974年继续上升，8月时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李克预测援非的比重、范围和规模将继续扩大，因为同中国建交、复交的34个非洲国家中的32个已经要求提供援助。
除开物资和资金援助，中国还对非洲各国进行了长期的医疗援助。而在1978年之前，中国对非医疗援助是全部无偿的，医疗队队员的薪资、培训、交通和药械开支均由中国承担。
这其中以药械开销数额最大，仅坦桑尼亚、马达加斯加的l5个医疗组平均每年就消耗近百万元药械。根据卫生部副部长谭云鹤的统计，1963年到1978年，中国政府因派遣援非医疗队平均每年财政支出1200万元，每个医疗队员年均所耗物资价值约1万元。直到1978年，中国结束无偿医疗援助政策，医疗队所担负的开支便迅速降低，1978年到1980年，中国政府共为医疗队支付121.6万元。[16]
埃及：
从1956年起，中联部开始不断关注埃及、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四国共产党的活动情况。中方一开始便将“纳赛尔派”视为在北部非洲建立国际和国内反帝统一战线的最佳依靠力量，而1956年爆发的苏伊士运河危机更是坚定了中国支持纳赛尔对抗“帝国主义”的决心。在11月，中国向埃及无偿援助了440万美元，同时还试图斡旋改善埃及共产党与纳赛尔政府的关系，促其形成国际和国内的民族统一战线，中方还向埃共多数派(统一共产党)传授斗争经验，并促使纳赛尔将武器分给埃共。为了帮助埃及打破西方的封锁，中国在1954、1955年还进口了埃及棉花和棉纱共计3637万美元，1956年又购买价值1000万英镑的埃棉。
1964 年底，在埃及副总理访华期间，双方就经济协定问题达成友好共识并签订协定，协定签订完毕后，新中国本着友好援助原则以无息贷款的方式向埃及提供约3.5亿瑞士法郎，为成套项目建设提供单项设备和原材料。另外在埃及战时物资紧缺时，新中国还为其提供玉米、小麦等帮助其渡过难关。
阿尔及利亚：
1958年12月，中国向阿尔及利亚提供了500万美元的无偿援助，包括军火300万美元、物资和外汇各100万美元，1959年，中国继续向阿尔及利亚提供了1008万人民币的衣服和药品。1960年4月，中方又邀请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代表团来华，并答应在军事、经济、技术和政治上给予全面支持，当时中国就给予了价值5060万人民币的军事物资。1963年，中国开始向阿尔及利亚派遣医疗队。1964年初，随着周恩来访问阿尔及利亚，再次确认了之前中国的经济支援计划，特别是执行中阿之间1963年达成的一项价值5000万美元的贷款。
几内亚、加纳、马里、刚果（布）：
1959年初，中方与几方取得外交联系之初，几内亚就以粮食歉收为由提出要求中国无偿援助1.5万吨大米，中方发现几方“建交态度积极”，遂爽快答应援助要求，双方很快签订第一批5000吨大米的转交协议。[17]1959年10月，几内亚政府代表团来华参加国庆庆典，双方借机达成建交协议，中国随即通过优惠贷款援建几内亚一批基础设施和工厂。由于几内亚当时正在大陆与台湾之间摇摆，因此中方援助心态迫切，以至于抱怨几方不及时通知所需的援助内容。1960年5月，中国在国内经济困难的情况下还主动赠送几内亚1万吨大米，并邀请几内亚派代表团到北京签订经济技术协定，允诺在农业合作化、工业等领域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
同样在1959年，中国对加纳的援助随着加纳贸易友好代表团访华被提上议程，外贸部部长叶季壮与代表团详细讨论双边贸易、技术援助及互派专家等问题。之后在1961年，中国又与加纳签订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和贸易协定，援助加纳建设兵工厂、训练军官，并派遣农技专家去加纳进行种植活动。
1964年5月，以加纳总统秘书处主任埃尔·黑弗为首的加纳政府经济代表团访华。为了安排援助计划并确定援助内容，中方安排他们在上海等地参观电机、制药、纺织、印染、搪瓷、造纸、食品、皮革、毛棕、农业等行业的生产情况，甚至破例让代表团参观上海汽轮机厂等一批对外保密工厂。7月，中国与加纳签订了2240万美元的贷款协议，用于完成上述领域内的援助项目。
1964年，马里左派领袖凯塔总统的助手、亲中派人物库亚特携带总统亲笔信来华寻求援助。毛泽东、周恩来和刘少奇分别与库亚特就政治、经济等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入”的交谈，中方向库介绍了中国的经济建设经验。库亚特要求中国给予现汇、粮食、工业交通援助，中方答应了大部分要求。其中仅援建马里的工厂就可以帮该国节约外汇1900万美元，而援建的糖果厂年产值达到数百万美元。
1964年7月，中国向刚果（布）这个每年预算仅3900万美元的国家提供了价值2500万美元的无息贷款和商品信贷，而同时其法国只提供900万美元。中国的经济援助集中在生产消费品的小型工业，1965年1月，刚果(布)派遣代表团来华参观万吨水压机和农业设施并商谈具体援助项目。此外，中国还派出一批军事专家训练刚果(布)军队和刚果(利)反政府武装。
喀麦隆、苏丹、肯尼亚、
中非的喀麦隆和东非的苏丹也是中国通过援助重点争取的对象。1959年5月，中国向喀麦隆人民联盟提供十个来华留学的奖学金名额用于培养革命干部。7月1日，喀麦隆人民联盟副主席访华领取“捐款”。三天后，喀麦隆代表要求中国提供武器或资金援助，中方很快予以答应。
苏丹被视为通往埃塞俄比亚等非洲中部和东部国家的据点，两国在1959年2月4日正式建交。当时中国认为，在不介入该国内部斗争的前提下可以对其内阁各派当政人物“有区别地予以照顾”。8月下旬，苏丹外长赫尔在遭到英美苏拒绝后，连续三次通过中国驻苏丹大使要求援助。考虑到苏丹是通向黑非洲的门户之一，中方内部认为有必要认真考虑赫尔的援助要求，因为这会扩大中国在黑非洲的作用。在1963年，苏丹又获得了中国提供的一笔4760万美元的经济贷款。之后在1970与1971年，中国又向苏丹提供了两笔共计2亿人民币的无息贷款，用于苏丹国内的经济项目建设。同时中国还向苏丹提供了2370万美元的援助，用于其国内工业与公共设施建设。[18]
在1963年周恩来访问期间，肯尼亚获得了中国一笔1520万美元的长期免息贷款和280万美元的赠款
安哥拉：
在1975年，343名中国军事专家被陆续派往金沙萨训练扎伊尔突击旅，该项训练计划实际上是对1974年中国援助扎伊尔军事装备工作的补充，而非针对当时混乱的安哥拉局势。。然而由于扎伊尔是美国在南部非洲重要的合作国，也是安解阵背后最大的支持者，中国自1973年与扎伊尔恢复外交关系之后就将其作为仅次于坦桑尼亚的援助代理国。
自1974年5月开始，中方已向扎伊尔秘密派遣18名专家协助训练了658名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的“自由战士”。当年9月，安解阵又公开宣布获得中国援助的45吨军火和一批医疗用品。因此5月启动的这项军训计划无疑向外界传递出中美两国开始共同支持安解阵反对安人运的错误信息，这直接导致了安人运与中国谈判的破裂。
随着7月安哥拉内战的全面爆发，美国开始全力援助安解阵和安盟，苏联和安人运之间的联盟关系也已坐实。此时中国也只能选择支持安解阵，于是在8月，中国与南非种族政权联合援助的93吨军火就已经送到了安盟手上。同时中国还通过扎伊尔向安解阵提供火炮和装甲车等重武器。9月古巴军队参战后，中国又向安解阵派遣112名军事顾问并提供450吨的武器和大量药品。
但此时由于种族主义南非的介入，安解阵和安盟被认为与 “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沆攏一气，南部非洲主要大国几乎全部倒向安人运。甚至是几内亚、坦桑尼亚这样的传统友好国家也开始不满中国在安哥拉内战中的立场。据钱其琛回忆，几内亚总统在接待他时认为中国的立场是对自己的侮辱。[19]尽管中国外交部努力解释， 但几方并不满意，双方最后只能回避谈论安哥拉问题。至此中国不仅无法阻止苏联、古巴控制安哥拉，并且与大部分黑非洲国家关系恶化，毛泽东自1960年代初开始力图在非洲建立的“反帝反霸统一战线”遭遇重大挫折。
坦桑尼亚、桑给巴尔：
坦桑尼亚作为中国在东非进行经援工作的重点国家。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估计，截至1964年6月，中国通过签订经济技术援助贷款协定的方式向坦噶尼喀提供了2800万美元贷款和300万美元赠款，并向桑给巴尔提供了一笔1400万美元贷款和50万美元赠款。中国在此后不到两年内派出了12个专家组赴坦桑尼亚调查和商谈项目，期间决定提供四个成套援助项目。
中国向坦桑尼亚提供的最大的援助项目是坦赞铁路，实际至少耗费18亿人民币的坦赞铁路无疑是中国对非援助的标志性工程。1965年2月，中国方面借尼雷尔访华之机表示同意援建坦赞铁路的坦境部分，尽管最终协定到1967年才签订，但中国专家已于1965年赴坦桑进行勘探工作。
1965年2月，毛泽东等领导人在与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的会谈中确定了中国将援建坦赞铁路，刘少奇明确表示：“帝国主义不干的事情，我们干，我们一定帮助你们修！”同时，周恩来也认为，集中力量援建这样一个大工程，其效果和影响绝非在其他国家多搞一些中小项目所能比拟，它不仅可以使坦、赞两国摆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控制、讹诈，也有利于推进整个非洲的民族解放事业。
尽管当时有官员认为这个项目的投资远超中国国力，但在国际主义旗帜下，中国毫不犹豫地同意援建这条铁路。毛泽东当场表示：“这条铁路不过投资一亿英镑，没什么了不起”，甚至表示：“我们宁可自己不要修铁路，也要帮助你们修建这条铁路。1970年10月，坦赞铁路动工。为建设这条铁路，中国政府提供无息贷款9.88亿元人民币。在修建坦赞铁路的近6年时间里，中国先后派出专家和技术人员5万多名。施工过程中，因为设备落后，很多时候必须依靠“人海战术”，有65名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中国对桑给巴尔的援助更为全面，桑给巴尔请中国专家定制具体的革命和建设方案。在中国专家的帮助下，桑给巴尔实施了包括建立国营贸易商店在内的各项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改革措施。中国的军事援助在1964年之后也开始在这个国家全面铺开，除了向桑给巴尔提供军事物资外，中国军事援助主要集中在帮助坦桑尼亚建立培训非洲“自由战士”的基地和网络。1964年7月，坦噶尼喀武装部队司令萨拉基基亚准将与罗瑞卿在北京签订关于中国向坦桑尼亚派遣军事专家的协议。根据协议，中国于9月份开始派遣军事专家到达累斯萨拉姆的两个秘密训练营地，协助坦桑尼亚军方训练莫桑比克、安哥拉和津巴布韦(南罗德西亚)等国的反政府游击队。[20]
索马里、乌干达：
索马里是中国在东非巩固地位的另一个重要支点。1961年11月，索马里遭遇水灾，由于中索两国于1960年刚刚建交，加上舍马克政府对中国较为友好，中国以政府名义向索马里提供了15万元人民币救济款以及相当于15万元人民币的国产药品。
1964年1月，中国主动追加援助索马里一座剧场并无偿提供价值50万人民币的救灾粮和药品。在这之前，中国已经决定给予索马里大量援助。1963年8月，索马里前总理舍马克访华，中索签订经济技术合作协定，根据协定，中国于I963年到I970年向索马里提供8000万瑞士法郎(约635万英镑)的无息贷款，同时中国根据两国的换文在1963年9月到1964年12月向索马里政府提供300万美元的财政援助。
1965年，中国在东非的援助扩展到坦桑尼亚北边的乌干达。4月，中国和乌干达政府签订协议，从1965年7月到1970年6月，中国将给予乌干达政府430万英镑(折合人民币2964万元)的长期无息贷款用于建设如下一系列项目：各一千英亩的水稻农场和茶园、纺织厂、轮胎厂、造纸厂、钢铁厂(年产十万吨)、合作商店、国家运动场、广播发射机(一台)、居民点(一个)、乌干达人民大会堂等。同时，中国政府还无偿向乌干达提供107万英镑(737.551万人民币)的财政援助，一半用现汇支付，另一半用商品支付，现汇部分将在1965年提供26.75万英镑，其余26.75万英镑在1966年提供。
其余援助对象：
除了社会主义阵营与亚非拉各国外，中国还向其余国家提供了多次人道主义援助。
例如在1953年，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等人民团体就募捐救济了英国和荷兰水灾。1955年，中国红十字会针对希腊地震向希红会捐款2万瑞士法郎现款。1952年、1953年和1959年，有关人民团体三次向日本提供救济。20世纪50年代，中国对外人道主义援助共36次，对西方国家援助占了其中的1/6。
1953年8月，印度发生水灾，政府原本建议以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和中国红十字会名义捐助人民币10.5亿元但由于得知苏联计划捐赠25万卢布(约合人民币17亿元)，毛泽东批示“款数似应增加至十五亿或廿亿人民币”，有关部门最后将援助数额定为15亿元人民币。
1971年6月，智利发生特大暴风雪，中国提供了500万人民币的现汇。1972年6月中国与智利签订了经济合作协定，中国向智利提供2000万英镑的长期无息贷款，同年还向智利增供了1500吨猪肉和500吨鸡肉。1973年智利政局出现动荡，为帮助智利，周恩来总理主动建议中国在智利银行中无息存入1000万英镑现汇，供智利政府使用。
1970年6月，秘鲁发生地震，中国提供了了150万人民币的现汇。1971年11月，中国又向秘鲁提供了1700万英镑的无息贷款。1972年4月，中国向圭亚那提供了1000万英镑的无息贷款，并派出专家指导水稻生产。1975年3月，又向圭亚那提供了2000万人民币的无息贷款。
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的转向：
1977年7月，随着十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同志再度复出，中国的各个领域都开始重新整顿，而耗费巨大的援外项目自然是首当其冲。
邓小平同志在援外领域的第一个重大决策就是全面压缩援外规模。在1978年7月，邓小平就指示外交部发布对越南和阿尔巴尼亚的照会，要求立刻停援助，甩包袱，彻底摆脱中越、中阿在援助问题上的畸形关系。
经过几年的治理整顿后，中国援外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从1973年的6.904%，已经下降到了1979年的0.766%。援外工作的负担大为减轻。之后在1979年3月，邓小平又同意为王稼祥平反，他指出：
“王稼祥同志从当时国内、国际的实际情况出发，向中央提出了一些对外策略和方针方面的建议，组织原则上没有错，总的精神是正确的。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应予平反，强加在王稼祥同志和其他同志身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应该推翻。”对王稼祥同志的平反，标志着中国对待援外政策的转向，自此之后中国开始从对外援助国，逐渐转变为接收援助的对象。
在之后数十年间，中国开始大量接收来自发达国家的资金、项目与技术援助。活跃在中国的援助方包括了国际多边援助机构、为数众多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以及规模和形式各异的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由于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可以容纳各类援助方，同时在开始接受西方援助的时候就确立了“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因此中国比其他受援国更加能够有意识地引导外援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并借助外援进行渐进式的改革。
从1979年至2006年，中国共接受多双边无偿援助63亿美元，实施了1000多个项目。1995年，中国接受来自各个方面的援助达到峰值，成为世界最大的受援国，这些来自海外的资金与技术也为中国的经济腾飞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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